缘缘阅读第172本书：《弃长安》读书笔记68句经典语录
本书是一部讲述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历史过程与人物命运的通俗作品，以安史之乱中多位关键历史人物，即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颜杲卿、哥舒翰、杨玉环、李亨、张巡等人的“弃长安”经历为线索，聚焦唐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以乱离亲历之人的经历解释“变乱何以爆发”与“盛世何以崩陷”，以此重新刻画安史之乱时期的完整历史图景。
1.就在几天前，弃长安还不在李隆基的选项之中。这位尘世的至尊，盛世的缔造者，执掌唐帝国长达四十四年，之前他的帝王生涯可谓一路平顺。即便在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传来时，李隆基君臣上下也是一派“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的超现实乐观。其后虽然又遭遇了洛阳失守的噩耗，但李隆基还有他寄予厚望的名将哥舒翰，大唐谁不知“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更何况，还有潼关天险和二十万大军。
2.潼关失守当晚，李隆基在长安没有等到“平安火”，也就是潼关前线传来的报平安烽火，业已知道大势不妙。他维持了半年多，在任何挫折下都可以自洽的现实扭曲力场，终于在这一晚轰然崩坍。
3.六月十日，李隆基在长安城东边的兴庆宫召见了右相杨国忠，杨国忠首次提出了“幸蜀之策”，得到了李隆基的首肯。幸蜀是杨国忠的主意，蜀地也是杨国忠刻意经营的势力范围，这都没错，但李隆基此时很可能已决定弃长安而去，不过他自己不方便提，他需要的正是杨国忠精准地揣摩上意，以及提供具体逃亡路线。
4.不过，时间站在李隆基这一边，有了足够的时间，临时募兵可以得到训练；更重要的是，西北边军正在源源不断地入京勤王。事实上，长安失守仅四个月后，唐肃宗李亨就委派宰相房琯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反攻长安之战，反击纵然失利，但已然证明了唐军元气恢复之速。
5.顿时，宫中哗然，继而整个长安城陷入自相惊扰的狂乱中，“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又有人趁乱焚烧城中府库，留守的崔光远和边令诚一边组织救火，一边派人武装维持城中治安，一口气杀了十几个人，长安城才稍稍恢复了一些秩序。
6.未时（下午一点至三点），李隆基一行多少吃了些东西，禁军也在附近村落中弄到了些吃的，逃亡队伍便继续前进，一直行进到半夜，抵达金城县（今陕西省兴平市）。金城县令也像咸阳县令一样早已溜之大吉，县民也跑得所剩无几，好在留下来一些食物，士卒们总算没饿着。
8.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现了文物一千多件，分别埋藏在两个大陶瓮和一个银罐之中。在长安城旧址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有一种与安史之乱有关的说法是，何家村遗宝正是埋藏于安史之乱时。当时，李隆基出逃后，邠王府上下也仓惶外逃，走之前将不及携带的宝物埋于地下，一千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9.在安禄山于凝碧池举行的一次大型酒宴上，当旧日唐宫音乐响起，梨园旧人唏嘘不已，相对泣下。有一名叫雷海青的乐工悲不自胜，摔碎乐器拒演，西向长安方向恸哭不已，以示不忘旧主。安禄山怒不可遏，令军士将雷海青绑在宫殿柱子上，肢解示众，闻者莫不伤痛。
10.[插图]无论长安有无百万人口，“长安城的非生产性人口非常多，是一座头大身子小、基础很不稳定的城市”。[插图]这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背景，其无法自足的城市特性，决定了孤立意义上的保卫长安从来就是凌虚蹈空，也暗示着即使在盛世，长安的脆弱性也是与生俱来的。
11.盛唐时代的很多历史场景，都多少和这一百零八坊有些关系。李林甫住在紧邻皇城东南角的平康坊，这可能是长安最繁华的一个坊，昼夜喧呼，灯火不绝。这里还是长安烟花极盛之地，李白等盛唐诗人和科举士子流连于花街，与歌妓同销万古愁。
12.在新昌坊和西南边的升平坊一带，有一片隆起的高地就是乐游原，这里是长安城内的制高点，为登高览胜最佳地。李商隐曾有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中“古原”即乐游原；李白也曾有诗“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1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营造了一个“李林甫蓄谋已久”的历史情境。据说李隆基在任命李林甫为相之前，曾问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劝阻说：“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李林甫知道后怀恨在心，时时找机会中伤张九龄，导致李隆基亲林甫远九龄，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
14.偏偏太子李瑛年轻气盛，对李隆基的政治打压素有不满，与两位交好的皇弟鄂王、光王在背后说些怨气冲天的话。这也在情理之中，但武惠妃抓到这些带有捕风捉影性质的所谓证据以后，当即向李隆基哭诉，指控“太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
15.唐玄宗不甘心，第二天又拉着群臣接着讨论，想给牛仙客封个爵位。张九龄仍旧反对。唐玄宗大怒称：“你嫌牛仙客家世寒微，难道你张九龄出身名门吗？”张九龄虽以牛仙客没读过什么书，难孚众望作为回应，但还是难消李隆基的怒气。退朝后，李林甫再次暗中进言：“只要有才识，何必满腹经纶？天子用人，有何不可？”李隆基这才下决心乾纲独断，顶住压力封牛仙客为陇西郡公。
16.李隆基舍文学而就吏治，这倒不是说文学派的治国能力要逊于吏治派，而是说张九龄这样的文学派更恪守士大夫意义上的道统和政治责任感，忠于皇帝但更忠于体制，不能亦步亦趋与皇权保持一致；而吏治派更注重对李隆基本人的效忠，没有道统这样的心理负担，不惜以绕开体制给予皇权更大的活动空间，或者说，多了一些李林甫式的“服从与依从的奴才相”。
17.《新唐书》中的说法是武惠妃做了个局，诈称宫中有贼，让人通知李瑛和与其交好的鄂王、光王进宫杀贼；当三位皇子“被甲入宫”后，武惠妃再去告诉李隆基，说三子意图谋反，而“被甲入宫”就成了有力的证据。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不太相信太子会这么轻信和冲动，怀疑“被甲入宫”的真实性。
18.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的段子，武惠妃去世后，李隆基曾放浪形骸过一段时间。李隆基命嫔妃们聚众赌博，谁赢了谁就陪他过夜；这还不是最香艳的，每到春天，李隆基就下令全体妃嫔头插鲜花，然后他亲自放飞一只蝴蝶，蝴蝶停在谁的头上就临幸谁。
19.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世人往往以贵妃之色艺为当时大唐帝国数千万女性之冠，鄙意尚有疑问，但其为此集团中色艺无双之人，则可断言，盖力士搜拔之范围原有限制，而玄宗亦为武党所包围蒙蔽故也”[插图]。按照这种说法，杨玉环也是“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一颗棋子，李杨《长恨歌》从一开始就带有了政治婚姻的因子。
20.在唐传奇《李娃传》中，赴长安赶考的郑生就与名妓李娃相遇于平康坊，他们在此定情，在此分离，在此复合。这个设定于天宝时代的才子佳人故事，有着盛世独有的那种颓废、青春期躁动、爱情至上与无事乱折腾，丝毫不像设定于唐德宗时代的《莺莺传》，一开篇就是乱世与兵祸。
21.更残酷的是，李白是不世出的诗坛天才，但毫无政治实务经验的他，却很可能不如自己认定的那样——天然具备着什么辅弼君王、一匡天下的经世大才。别的不说，无论是传说中李白对高力士的那种无谓得罪，还是他口中的被小人所忌恨，还是终日饮酒的豪放不羁，都表明了李白不太具备在长安官场厮混的最起码条件：人脉、心机、和光同尘和隐忍。
22.站在李隆基的角度上，李林甫也没有辜负他的托付与信任。第一，李林甫虽权倾朝野，但始终在如来佛掌中，无能力，更无野心去威胁皇权，在李隆基面前甚至有些家奴的做派，在贯彻帝王的政治意志上不遗余力，使李隆基可以自琐碎政治事务中脱身的同时，保持对朝中大事的掌控。
23.一年之内，太子以连续两次抛弃妻妾为代价，才从政治风波中侥幸脱身。这两次婚变也显示了，在李林甫咄咄逼人的进攻之下，李亨正在形成的所谓政治势力不堪一击，只能以忍看朋辈成新鬼的退让韬晦之策换得苟安。李亨在这样的重压之下，短时间内便鬓发斑白，李隆基看到后心生舐犊之情。
24.李林甫之子李岫一直担心父亲会为权势所反噬。一次随父游园时看到一个苦力拉着大车走过，趁机跪倒在地，哭着对父亲道：“父亲久居相位，怨仇满天下，一旦大祸临头，恐怕想跟这个苦力一样都不可得。”李林甫默然良久，喟叹道：“已经是这样了，能怎么办呢？”
25.李隆基起初已打算亲自探病，却被左右侍臣劝止，原因大概是会导致某种不吉利现象。李隆基的折中方案是，令李林甫的家人将他抬到庭院中，面朝华清宫，自己则登上华清宫的制高点降圣阁，朝着李林甫的方向挥舞一条红手帕，见红手帕就等于看到了李隆基。但李林甫此时已病得卧床不起，又或许绝望于侍奉了半辈子的皇帝薄情到吝于一面，总之只能让家人代拜谢恩。
26.李隆基究竟有多好战？天宝中后期，在李隆基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下，唐帝国在数个战略方向都卷入了大规模战争。天宝八载，哥舒翰强攻那座王忠嗣不肯打的石堡城，据称，为了拿下这座建在悬崖上、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下的险关，唐军以数万人的伤亡为代价，换得俘虏了区区四百吐蕃守军的战果。
27.安禄山战败后连杀两名部将泄愤，史思明见状躲入山谷，暂时未与安禄山联系，致力于归拢溃兵。二十天后，史思明带着七百溃兵去投奔失魂落魄的安禄山。安禄山此时正窘迫无计，看见失散的史思明竟带兵来投，大喜过望，一把抓住史思明的手感慨地说：“吾得汝，复何忧！”史思明之后对身边人说：“我要是早几天回来，主公正在气头上，我可能早已被杀头了。”这可能是史思明崛起于安禄山集团内部的重要节点，也可见史思明的精明干练。
28.皇帝好大喜功，宰相逢君之恶，边将建功心切，诗人歌颂军功，在彼时的大唐边疆，皇帝、宰相、边将和诗人组成了一个自驱动的盛世军功名利链，日夜旋转，将开边大业次第推向国力极限，直至反噬盛世。
29.李隆基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给出了一个预言家式的警示：“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
30.李白曾有诗云：“日晚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谁道腰肢窈窕，折旋笑得君王。”可以说，霓裳羽衣舞曲的创作与风行，既是李隆基和杨玉环这对歌舞知音的爱情结晶，也是对盛世的盛大献祭。
31.李隆基在兴庆宫勤政楼举行宴会时，百官列坐楼下，却给安禄山在御座旁边安排了一个单独的位子，中间用金鸡羽毛制成的屏障隔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鸡障”。太子李亨看不过去，向李隆基进谏说：“自古正殿，无人臣坐之礼，陛下宠之太甚，必将骄也。”李隆基神秘地将儿子喊到面前说：“此胡骨状怪异，欲以此厌胜之耳。”所谓“厌胜”，就是李隆基想以“金鸡障”为法术克制安禄山的异相。
32.杨国忠对安禄山的预言是预期的自我实现，落入了索罗斯反身性理论的窠臼。安禄山某种程度上是被杨国忠“逼反”的：既然杨国忠说得连皇上都信了，那安禄山为生死存亡计，也就不得不做一些预留造反选项的开放性应对之策，这反过来又让杨国忠的预言看起来更有可信度，从而又进一步逼得朝廷的打压更加趋于显性，最终在各种“不得不”中和安禄山“联手制造”了“渔阳鼙鼓动地来”。
33.李白的这种婚姻偏好，可能更多的是满足他对门第观念的认同和向往。玄宗朝虽是世家大族权力渐趋衰落之时代，但在文人的观念中，门第仍然保有其重要地位。李白同时代的盛唐诗人中，王维出身河东王氏，杜甫出身京兆杜氏，崔颢出身博陵崔氏，王之涣归宗太原王氏，都是根基深厚的望族。
34.如果执意认为李白起意追随安禄山是件有辱斯文之事，那么人设更为至正的杜甫也曾在《进〈封西岳赋〉表》一文中吹捧杨国忠“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但这显然也无损于杜甫此前在《丽人行》中对杨氏家族的尖锐刺讥：“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杜甫愤恚权贵是真，求官心切也是真。
35.杨国忠做的最颟顸、最缺乏大局观的一件事是，为了向李隆基验证自己的“预言正确”，他竟想快速“逼反”安禄山。而当时对一个帝国首席宰相而言，最有责任感的做法显然是尽可能地避免或推迟安禄山的谋反进程。
36.杨国忠做的最颟顸、最缺乏大局观的一件事是，为了向李隆基验证自己的“预言正确”，他竟想快速“逼反”安禄山。而当时对一个帝国首席宰相而言，最有责任感的做法显然是尽可能地避免或推迟安禄山的谋反进程。
37.在唐人眼中，安史之乱是一场不易阐释的百年未有之丕变——毕竟，鼙鼓敲响于天宝盛世的巅峰。除了传统的忠奸观和流于表面的制度反思之外，文人更迷恋于谈论天生异象和不祥之兆；他们不相信帝国之衰落会悄无声息地降临，更信奉阴阳五行学说下的“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任何能展露“预言”苗头的东西都会被无限渲染。
38.据《开天传信记》记载，李隆基的大哥宁王李宪从新曲中听出作乱犯上之兆，“及安史作乱，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就连两唐书也在《五行志》中罗列了若干如金石自鸣、武库火灾、巨蛇现身、白日大雾等异象。只能说，李隆基君臣“辜负”了这些如此明显的动乱预兆。
39.安禄山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惑敌战术。按照安禄山的作战计划，大军主力将从范阳一路南下，强渡黄河进入河南境内后，再转而向西，沿着洛阳—潼关—长安这一路进攻。但安禄山大军南下前，却派了一支二十人的轻骑西进奇袭太原，欲趁乱劫持太原副留守。安禄山对这一规模极小的奇袭很可能并未寄予太大希望，但他想制造一个战略假象：主攻路线是从范阳向西攻取太原，然后沿高祖李渊当年走过的路线，从太原出发夺取长安。
40.安禄山这支大军，从地域文化心理上与李唐关中政权长期扞格不入，从民族构成上又主要以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无论在忠诚度、向心力还是战斗力上，都是一支与安禄山形成了利益和情感绑定的强军，更是李隆基的宿命之敌。
41.常清甚至表现得比李隆基还要顾盼自雄，言语之间锋芒毕露：“安禄山一开始得势只是因为天下承平已久，军民望风惮贼，但他的运气也该用尽了。臣请走马赴洛阳，开府库，募骁勇，渡河讨贼，短期内就可将安禄山首级悬于长安城头。”听了封常清的痛快话，李隆基不胜惊喜，第二天就任命他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大有即将马踏范阳之雄心。当然，第一步还得先去洛阳防御一小段时间。
42.随着府兵的衰落和过时无用，边军应时崛起，军事体制改革呼之欲出。天宝年间，在李林甫的主持下，唐帝国进行了一次重大军事体制改革：一方面完成了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府兵制在实质上被废止；一方面在边境设立了十大军区，由九大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各自辖制。
43.这次边军内调宣告了唐帝国开始退出在西域和中亚的上百年经营，昔日的世界帝国收缩为一个“小中华王朝”。直到贞元二年(786)，吐蕃攻占了唐朝在河西走廊的最后一个据点沙州；至于安西和北庭孤悬万里的唐朝孤军，早已和长安音尘断绝，孤忠和家国都湮没在大漠中。
44.在“人心所向”的大势之中，还是有那么几个不识时务者站了出来。东京留守李憕在破城前与御史中丞卢奕相约：“吾等担负为国御敌的重任，虽然现在败局已定，但我等誓死不降。”
45.卢奕有个儿子叫卢杞，是中唐著名的奸相，几乎可以和李林甫、杨国忠“齐名”，但卢杞之子卢元辅又以名节著于史册，可见忠奸即使在一个家族内部都是门玄学。如果不是洛阳城破，你能说曾点破安禄山狼子野心的达奚珣不是一名忠臣吗？待到长安失守，将会看到更多颠倒乾坤的众生相，哪里是忠奸二字就可以轻易界定清楚的？
46.攻占洛阳特别是决定称帝后，安禄山似乎一下子丧失了金戈铁马的进取心，躲进洛阳宫阙声色犬马，倒是和后世占领天京后的洪秀全有几分神似，“安禄山攻陷洛阳，是他兵锋最盛的时候，同时也是他停滞不前的开始”[插图]。叛军的主要精力也转向了烧杀抢掠，忙于将各种战利品运回范阳大本营，很有些流寇主义，全无统一天下的气势和格局。
47.这篇祭文就是名满天下的《祭侄文稿》，真迹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二十三行，二百三十四字，号称“天下第二行书”，与王羲之《兰亭集序》、苏轼《寒食帖》齐名。2019年年初，《祭侄文稿》真迹出借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特展，引发热议。
48.杨国忠知道可能让太子监国的消息后，大有如丧考妣之感，其震惊程度甚至远远高于知晓安禄山起兵时。安禄山起兵时，杨国忠甚至有些预言兑现的炫耀感，归根到底，杨国忠根本不认为安禄山有触动他的核心政治利益的能力，更别说是取他性命。
49.贵妃既然卷入了杨家的政治阴谋，哪怕是被迫，哪怕真的只有这么一次，那么她日后被权力斗争所反噬也就没有什么冤屈可言了。而太子将来无论是对杨家动手，还是对贵妃出手，也就更无所谓有什么伤及无辜的道德负累了。
50.唐人笔记《安禄山事迹》还记载了一种说法是，哥舒翰曾接到这样的进言：“既然安禄山起兵的口号是杀杨国忠，我们何不将计就计，留两万人在潼关，大军主力由您亲率回师长安，诛杀杨国忠？”
51.美国诗人W.H.奥登有一句诗挺适合贵妃：“他曾经是我的东，我的西，我的南，我的北……我的正午，我的夜半，我的话语，我的歌吟；我以为爱可以不朽：我错了。”
52.仅在天宝十三载(754)，高力士在李隆基面前就至少两次竭力攻讦杨国忠：一次是二度征伐南诏惨败之后，李隆基还踌躇满志地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忧心忡忡地回应：“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
53.与高力士相比，李亨杀杨贵妃的私人动机要合理及充分得多。且不说李亨对杨家人素无好感，在太子监国被搁置一事上，贵妃对李隆基的以死请命可能是关键的砝码，是她十几年宫廷生涯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干政，而这可能也令耿耿于怀的李亨对贵妃第一次动了杀机。
54.站在李亨的立场，他与陈玄礼的合作是浅层次甚至一次性的，更不涉及他之后的称帝布局，不值得他在时移世易后还给予陈玄礼特别的恩宠。更何况，陈玄礼还自命是李隆基的忠臣，他又何必多此一举？从某种程度上，陈玄礼在马嵬驿之变后没有选择追随太子，可能还让李亨极为不快。
55.在群情汹汹之下，兵变的走向是不可控的，偶发事件迭出，很可能也超出了主谋的事前设想。预谋不可能完美，也正因此，马嵬驿之变中的各种逻辑漏洞或许反而是“有预谋”的完美佐证。
56.恰在此时，蜀地进贡的十余万匹彩帛运抵扶风。李隆基立时下令将全部彩帛陈列于庭院中，召集禁军官兵围观，并对他们发表了一通富有感召力的悲情演说：“朕这些年来昏聩颟顸，用人失当，导致逆胡叛乱，被迫流亡远避。朕知晓，卿等仓促随朕弃长安而走，被迫诀别父母妻子，一路跋涉至此，劳苦至极，朕实在是愧对众卿。蜀路阻长，且郡县褊小，恐怕也供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马，朕现在准许众卿各自还家，朕就和皇子、皇孙、中官们继续前行入蜀吧，相信我们可以自己走到。
57.一个月后，身在成都的李隆基才获悉了李亨自行即位的消息。他或许震怒，或许惊愕，或许痛切，但他被历史审定过的正式表态就是那么一句：“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
58.李唐本就有盛产宫廷政变和制造太上皇的家学渊源，无论是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还是李隆基逼宫的“先天政变”，在李唐的语境内本就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事。
59.在经济上，李亨朝廷也打通了“江淮—灵武”的财赋生命线，江淮钱粮由襄阳发出，再通过扶风中转，源源不断地供给灵武。在对这条生命线的保护上，功臣之一就是扶风太守薛景仙，他因为在马嵬驿之变后积极追杀虢国夫人，被李亨自陈仓县令简拔。或许，这也可以作为李亨与马嵬驿之变有关系的一个旁证。
60.李泌这番话的真正杀伤力在于，李亨即位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就是李隆基主动让位说，即不存在什么父子政争甚至太子夺权，如果父子因为报复李林甫一事而心生嫌隙，将会对这一政治叙事造成极大的损害，进而危及李亨皇位的稳定。
61.史思明让张兴说说看，不料张兴竟反过来劝降史思明：“足下之所以从安贼造反，不过是为了求富贵，但这就像是燕子筑巢于帐篷，岂能久安？何不趁机诛杀安禄山，转祸为福，长享富贵，岂不是两全其美！”史思明气急败坏，命人将张兴绑在木桩上，然后用锯刑杀之，张兴至死骂不绝口。
62.李白在这些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忘乎所以、昧于大势，与起兵前后的李璘惊人地相似，这对“君臣”从本质上，都是政治抱负严重超越政治才华而不自知的悲剧人物。
63.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用了一个反问句盛赞张巡、许远：“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64.安禄山起兵才十四个月，当皇帝更是刚满一年，就落得个腹破肠流的惨状，其间大多处于忧惧与病痛之中。这次起兵对安禄山个人而言，除了过了整一年的皇帝瘾，可以说是得不偿失，连同流亡中的李隆基一起可谓是双输。当然，同样是被儿子“篡位”，李隆基至少性命无忧。
65.张镐杀掉闾丘晓，对张巡、许远和王昌龄而言都是迟来的正义。几个月前，也是张镐，营救了因房琯案受牵连的杜甫。但像他这样的义人，却是靠杨国忠的一力推荐才走上仕途的。
66.这其中就有杜甫，处于半拘禁状态的他冒险从长安逃出，于这一年四月来到了凤翔，一见到李亨就被授为左拾遗，这就是“杜拾遗”这个著名称呼的由来；岑参也来了，幕主封常清被杀后，身在北庭的他不远万里来投奔李亨，在凤翔写下了带有边塞风的《行军诗二首》，诗中道“我皇在行军，兵马日浩浩。胡雏尚未灭，诸将恳征讨”。在杜甫等五人的推荐下，岑参被李亨任命为谏官。
67.张巡的以身许国与人相食，王维的忍辱偷生与不得已，在盛世崩坏的天裂地坼之时，或许都可以视作人性在极端状态下的不同面相。对争议英雄固然不宜以今度古、求全责备，而对大时代中的挣扎者、求存者，能给些同理心就给些吧。
68.在大时代的丕变中，帝王、宠妃、储君、宰相、边将、诗人、宦官、枭雄、叛将、贰臣……每个人都深陷于走不出的盛世困境，每个人都在寻路突围，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每个人都回不到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