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北抗战中的“母亲行动”

彭新华

惨烈的武汉保卫战之后，大批难民涌进湖南北部。当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据当时湖南方面的核查，仅在湘北战线的岳阳、临湘等十几个县，就有4万多名儿童神秘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量的孩子哪里去了？

这时汉口的《扫荡报》发出一条惊人的消息，有记者调查发现，日军正从汉口向日本国内秘密运输中国儿童。不久，这位记者就被日军抓住砍头示众了。后来经过当时的国民政府查证，日本军队在湘北地区的确有计划地在抓捕10岁左右儿童。一部分用来抽血救治日本伤兵，因抽血而死的，就残忍地装进麻袋扔进长江里。另一部分运往日本充当童工，准备实施奴化教育后再让他们充当侵华炮灰。中国人的肺都气炸了，一场拯救和保护难童的行动就此展开了。

1938年3月10日，在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一批女界领袖倡导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目的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难童提供一个安全和受教育的场所。这个抢救孩子的行动，是上世纪国共合作的成功范例，是中国最早的希望工程，被誉为“母亲行动”。

当年的宣传口号是：“救助难童就是支持抗战，收养难童就是为抗日将士排忧解难。”缺少经费，宋美龄、宋庆龄等人就向国内外慈善组织募集资金，并得到了美国从罗斯福总统到平民百姓的物质援助。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陈纳德将军，还有香港及东南亚各界人士都无私援助。据说当时全国一共办了61个保育院，还有一些慈善机构举办的并未统计在内，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

一

1938年11月，临湘、岳阳沦陷。王樟生的父亲，时任临湘县长的王翦波也响应湖南保育分会的号召，冒着危险多次到敌占区去抢救难童，前后抢救出来5批2000多人，并带头把自己的几个孩子也送进了保育院。

湖南当时一共有5个保育院，王樟生是1939年夏天第二批被送进湖南第二保育院的。那里的孩子大多来自临湘、岳阳两个沦陷区。

多年以后，王樟生还能清楚地讲述当年从岳阳到长沙的情景：

我们一二十个人编成一个小分队，由教员牧师当领队，他们被称为护送员，我记得是一个姓吴的护送员把我送去的，其实他当时只是个高中生，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

我们也不知走了多久，反正每天就是在湘北的山道上走呀走呀，晚上随便找一个学校或破庙住宿。白天日本人的飞机在天上狂轰滥炸，大家一听到轰轰的声音就跳到水沟隐蔽起来。最后在一个阴沉沉的黄昏，终于到达了长沙，到了黄土岭医院，那里原来是个旧军营。天天响警报，一拉那个警笛，呜呜的声音好吓人，到现在都难以忘却。警报一响，就是日本兵的空袭，老师就带着我们到后面的山上，躲在树林里面，大家悄悄的都不敢说话。

住了一个多月，省政府下了通知说，日本人要大举轰炸长沙，所以保育院就租了15条船，所有的师生分坐在船上，经过半个多月到了茶陵。一路上颠沛流离，险情迭生。船队在湘江航行，日本飞机就追赶着轰炸，原本是计划在湘潭停泊的，突然听到飞机的轰鸣，院长下令立即离开。

后来才知道日本从飞机上扔下的炸弹正好落在我们刚才停泊的地方，湘潭码头上有很多老百姓都被炸死了，我们躲过了一次大的劫难。

在茶陵，我们是半工半读，当时保育院是小学建制，没有寒暑假也没有星期天。上午上课，下午多半是劳作课，抬米，抬煤，种菜，养猪，同学们朝夕相处，感情很深。

保育院有图书馆，是几个学校捐赠的。我在那里看了很多书，那里的外国文学作品、儿童读物几乎都看过了，我爱好文学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学会了写信，回不了家，又没有别的联络方式，和家人联系的办法，就是写信。

保育院的音乐课是我们最喜爱的，我们经常会唱起院歌：

我们离开了爸爸，

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去了土地，

我们失掉了老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他，

打倒他才可以回到老家，

打倒他才可以见到爸爸妈妈，

打倒他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稚嫩的童声，唱起凄楚的院歌。往往是唱歌的孩子们泪流满面，来参观听歌的人也泪流不止。场面相当感人。

除了院歌外，孩子们还唱抗日歌曲：《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家喜欢一首接一首地唱这些威武雄壮、慷慨激昂的歌，心中孕育了爱国的情感和细腻的文艺细胞。

1944年，六年级的时候，王樟生终于回到了家乡，上了父亲亲手创办的临湘县立中学。抗战胜利后，她又转入岳阳贞信女子中学读初中，1947年，考上了长沙周南女中读高中。

1951年，王樟生报考了重庆大学。4年后她被分配到太原第一化工学校当语文老师。从此她和偏僻的黄土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事文学工作近70年，担任《太原文艺》编审，其作品获赵树理文学奖。后来担任山西省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二

“往事如烟，我像一个疲惫不堪的垦荒者在朦胧中走过了坎坷泥泞的道路，经历了风风雨雨，最终见到了阳光。”在回忆自己过去96年人生经历时，核化学与化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依备说了这样一段话。

傅依备，1929年出生于岳阳县新墙河畔岭上傅屋场。

1940年春天，国民政府下属的赈济委员会在湘北沦陷区收留失学儿童，渴望学习的傅依备知道后吵着要去。因为路途遥远，母亲舍不得，但在他的一再要求下，父亲硬着心肠送他去报了名。就这样，傅依备去了湖南衡山南岳难童教养院读书。

南岳大庙位于衡山脚下。难童们在南岳大庙一楼上课，在二楼睡觉。上课的条件非常艰苦，缺少纸笔，每个孩子的脖子上挂一块小木板，将黄泥巴搓成的粉笔晒干后，就在小木板上写字。

日寇的飞机经常偷袭，警报一响，老师立即组织学生疏散，难童们就躲在大树下面上课。当时的小学语文教材有一篇文章，题为《全国人民大团结，齐心协力打东洋》，内容是：“大树下面是课堂，不用高楼和洋房，不管工农兵学商，不管汉满蒙回藏，全国人民团结紧，齐心合力打东洋。把东洋鬼子打倒，中华民族放光芒。”

教养院里有不少来自沦陷区的老师，他们给难童们讲爱国诗人屈原在汨罗江与邪恶势力以死抗争的故事，教孩子们背诵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傅依备第一次懂得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明白没有知识没有科技，国家就要受穷、挨打的道理。聪明的傅依备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受到老师们的喜爱。

教养所管理不善，又缺医少药，据傅依备讲述，学生中疟疾横行，好多孩子死了，有的病死后在寝室腐烂发臭才被发现。刚开始，死去的孩子还会有个木箱装着掩埋；后来，死去的孩子太多了，一个木箱装几具尸体去掩埋；再后来，木箱装的孩子抬到山上后，倒进土坑，再将木箱取回装另外的尸体……一个土坑要埋许多小尸体。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傅依备在这里坚持学习了3年。

1943年下半年，随着湘北战事的吃紧，南岳难童教养院的孩子们在老师们的组织下，分批次往贵州、重庆方向转移。傅依备跟随着难童队伍艰难跋涉，一路上还要躲避日寇的飞机炮弹，好不容易到达重庆。自此，傅依备在这里读完了初中、高中，1948年考入四川化工学院（现四川大学化工学院）。

1953年，傅依备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从事钻探泥浆的科学技术研究。1955年秋，傅依备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1960年5月，傅依备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副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技术结下了毕生之缘。2001年，傅依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奖金。

2018年11月，岳阳县一中40周年校庆，傅依备捐赠100万元成立“傅依备奖学金”，彰显了一位科学家的大爱情怀。

三

“花最少的钱盖最好的房子。”贵州大学教授马克俭，我国著名的空间结构工程研究与设计专家，200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贵州省第一个院士。马克俭院士扎根贵州58年，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实践中，不断探索，吃苦耐劳，勇于创新，在多种新型钢筋混凝土空腹结构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全国同行业中首屈一指的专家。

1933年，马克俭出生在岳阳县新墙河北岸一个叫做马店的小山村。3岁那年，母亲过世，马克俭来到新墙河南岸荣家湾的吴伏一屋场外婆家，随外婆与舅舅生活。

1939年的下半年，日寇发动了湘北会战，中国军队奋力抵抗，与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抗争。1940年，马克俭因战乱跟外婆、舅舅逃难到广西桂林，加入到了报童的行列，每天换来一两个铜板，就这样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

当时，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为收容难民创办了广西桂林儿童教养院，不收学费，还有饭吃。7岁的马克俭幸运地进了教养院，接受启蒙教育。

1945年抗战胜利后，马克俭又考入贵阳市战时中学（现贵阳市一中），1949年初中毕业后，适逢解放，马克俭欢天喜地，回到了岳阳县，在荣家湾的一所小学担任教师。

1952年，马克俭通过插班考试，直接考上了岳阳建设中学（现岳阳市一中）就读。1954年高中毕业时，马克俭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南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现湖南大学土木系）。1958年大学毕业时，带头响应国家号召，去了贵州工作。亲历了那一代科技工作者的酸甜苦辣，也见证了贵州省的沧桑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