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未泯，世事已知——重读凯斯特纳 | 袁宁卉

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照片里，他的侧脸凝固成一道剪影。他用平静而锐利的眼神注视镜头，显露出深邃、擅思的气质。他有多重身份：差点成为老师的模范生、被解雇的编辑、诗人、唯一目睹纳粹焚书的作家、反战主义者……但最为人熟知的，仍是“儿童文学作家”这一头衔。他的作品《埃米尔与侦探》《两个小洛特》《动物会议》《飞翔的教室》伴随数代德国孩子成长，被译为七十余种语言，传至世界各个角落孩子们的桌前与枕边。他就是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

照进暗影的光：现实主义童话

1899年2月23日，凯斯特纳出生于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他的家庭并不富有，父亲埃米尔曾开设马具店，后在工厂工作，母亲伊达在家缝制衣服，后开办家庭美发沙龙。作为独生子，凯斯特纳从青少年时就常帮母亲的忙，这段生活在他1929年出版的第一部儿童小说《埃米尔与侦探》中留有痕迹。埃米尔和他一样，会体恤母亲的辛苦，在母亲的店内帮忙，也努力考取好成绩让母亲高兴。

或许出于童年所经历的贫穷和家庭影响，在凯斯特纳的笔下，明面与暗面总是共生共长，如同在阳光投下的地方，影子也始终相伴相随。他拒绝给童年笼上梦幻的玫瑰色滤镜，而是承认孩子们也会遇到很多苦恼、忧愁，甚至痛苦。

“一个成年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少年时代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他有朝一日全然不知，孩子有时是多么悲伤和沮丧呢？（趁着这一机会，我全心全意地请求你们，一定不要遗忘自己的童年！……）”（《飞翔的教室》）

他拒绝粉饰童年，也从不讳言那些可能给孩子心灵蒙上阴霾的事物：盗窃、贫困、离婚、阶级差异、战争、亲人失散……埃米尔来自贫寒家庭，母亲辛苦攒下的140马克在火车上被盗走；《两个小洛特》中的双胞胎在夏令营相认，才发现因父母离异彼此之前不知晓对方的存在；《小不点和安东》中的两个好朋友，一个家境富裕，一个生活贫寒……凯斯特纳惯用冷静而幽默的笔调指出，成人世界中的烦恼与困顿也会以各种方式积压到孩子的肩头，孩童不会因为年幼而被隔绝在时代或际遇的阴影之外。

然而，凯斯特纳并未沦为消极的现实主义者，即便有阴影的笼罩，他也始终愿意留下一线缝隙，让温暖的阳光照进来。凭借勇气与智慧，主人公们总能找到办法解决问题，逢凶化吉：埃米尔得到了柏林孩子们的协助，追回了被盗的钱；双胞胎促使父母重修旧好；安东敏锐地识破小不点家保姆的阴谋，他和母亲也得到了帮助……当读者因人物的遭遇而扼腕惋惜或心境沉重时，凯斯特纳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打破了沉闷气氛，让读者感受到爱、友谊、真诚和善意。这种现实主义的温柔变奏，并非有意构建一个纯然的乌托邦，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告诉读者：尽管世界有时被阴霾笼罩，但做一个正直而良善的人，未来就有希望迎来转机。

重访童年：与孩子们站在一边

凯斯特纳有一句流传广泛的名言：“大多数人像对待一顶旧帽子一样把自己的童年丢在一边，把它们像一个作废的电话号码那样忘得一干二净……只有那些已经长大、却保持着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凯斯特纳不认为成熟需要抛却童真的一面，或是剥离成长时留下的种种痕迹，而是始终强调童年对于“完整”之人的重要性，这一宣言本质是对成人异化的反抗。

《埃米尔与侦探》1929年德语初版

在他的书中，孩子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需要成年人了解、信任、关怀的对象。于是他化身成一个个人物，或是成为通情达理的大人，给予主人公支持、帮助与理解；或是以“凯斯特纳先生”的身份直接在文本中现身，亲切而友善地与人物或读者对话。《埃米尔与侦探》中，当埃米尔无助时，一位先生相信他，帮助他，最终在故事结尾被揭示为记者“凯斯特纳先生”。而凯斯特纳在现实中的确当过记者，现实与虚构在此交织缠绕，凯斯特纳仿佛真的进入了故事的世界，为读者创造了可供想象肆意驰骋的空间。这一介入绝非自恋或炫技，而是向读者传达隐秘的承诺：“我看见了你们的处境，我会与你们同在。”

同样，在《飞翔的教室》开篇，他坦率与读者分享故事的写作过程，以本人的“现身”和孩子们建立信任关系，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情感被认真对待。他写道：“是因为一个弄坏了的洋娃娃而哭泣，还是因为某天失去了一个朋友而哭泣，这并不重要。人生中重要的并不是为了什么而悲伤，而是人当时有多么悲伤。说实话，孩子的眼泪并不比大人的眼泪小，甚至时常还更沉重呢。”他劝诫孩子们，即使“生活是一只巨大码的拳击手套”，被打了一拳后，依旧可以爬起来继续前行。德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卡特琳·赫恩莱因（Katrin Hörnlein）与佛克·卫德曼（Volker Weidermann）形容他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这用来评价凯斯特纳笔下的童年恰如其分。

他的作品中也塑造了许多具有“教父式”温度的成年人，他们并非不苟言笑的监护人或高高在上的权威，而是类似于“教父”的存在，既有权威的可靠，又值得孩子们信任和依赖。比如《飞翔的教室》中理解孩子行为、不施惩罚的教师伯克，他的共情和理解消弭了在规章压力下，个体情感与集体规约间的紧绷张力，他真正“看见”了行为背后的动机；又如《袖珍男孩儿》中收养袖珍小人马克斯、给予其教育与爱的魔术师波克斯教授。这些角色保留着成年人心中孩子的那面，他们是凯斯特纳心目中理想的教育者，也是“真正的人”。这些“教父式”的成人固然温暖，却也不免带有乌托邦色彩。在现实中，他本人因随性表达被报社解雇，之后又因反战立场被纳粹封杀，这些挫败是否暗示了现实中理想教育者的稀缺？或许，这正是他坚持书写儿童的原因，未被规训的童心里，完好地保存着能够驱散黑暗的火种。

呼唤和平：孩子们值得拥有更好的世界

凯斯特纳曾在一战期间进行了一年的入伍训练，亲历了残酷无情的战争对人性的碾压后，他成了坚定的反战主义者。他曾戏仿歌德的《迷娘曲》“你可知，那柠檬花盛开的地方？”，写下反战诗《你可知，那大炮盛开的地方？》（1927）。他未直接描写战争，而是用日常的语言为军事化的德国绘制速写，批判人们对权力和军事的崇拜以及对理性的背离。

凯斯特纳的隐忧成为现实，1933年纳粹上台，在柏林倍倍尔广场点燃大火，“净化”所谓的“堕落”“非德意志”的书籍。他的作品中，只有《埃米尔与侦探》幸免于难。而凯斯特纳就在现场，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目睹自己的作品被纳粹扔进熊熊火光。他在纳粹统治下依旧留在德国，既因为不忍心离开母亲，也希望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人，但“第三帝国”并未成为他预想的伟大小说的题材。

二战结束后，凯斯特纳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是《动物会议》（1949），这是一则呼吁和平的政治寓言。故事中，动物为人类战争与灾难忧心忡忡，召开会议，要求签署和平协定，最终藏起了所有的孩子，逼迫大人放弃军队与边界，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和平的未来。凯斯特纳用幽默和夸张的情节，讽刺了官僚主义和人类社会的权力争斗，让动物们出面给人类提供解决方案，废除军队和枪械则体现了他的反军国主义立场，而边界的消失或许是他心中对“天下大同”这一希冀的朴素设想。

战后凯斯特纳定居慕尼黑，担任《新报》艺术编辑，出任西德笔会中心主席，也是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在《飞翔的教室》中警示：“一切荒谬的发生，不仅是做坏事之人的责任，那些没有阻止的人也难辞其咎。”不同于早期的冷眼旁观，他在后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游行中发表演讲，反对核武器和越战，亲身参与呼吁人们对和平的珍视。八十年过去，战争的炮火声仍在世界许多地方回响，而凯斯特纳的作品留了下来，甚至在疮痍满目的大地上更显挺立。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黑暗的痛斥，更是一副儿童的望远镜：借由童真的目光，让成人重新审视自我，与孩子们共同看向一个更为光明的未来。

许多人或许料想不到，早在1934年，凯斯特纳的作品就进入了中国。在《埃米尔与侦探》出版五年后，林雪清将其译介到国内，题为“爱弥儿捕盗记”，成绍宗译本《小侦探》也于同年出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跨越地理和语言的藩篱，这位德国的儿童作家能够被有心的译者翻译，在遥远的亚洲获得一席之地，与他的作品散发出的魅力和趣味密不可分。直到今天，他的作品仍在不断得到翻译和重印。凯斯特纳对孩子们的关切、对勇气和智慧的颂扬、对和平的呼唤，让他的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生命力。就像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凯斯特纳叔叔”一般，他始终亲昵地给予读者们安慰：我们可以面朝光亮，我们始终拥有希望。